鲁讯自然也成了《雷雨》的读者。
“好一场大雷雨，洗去一切丑恶，也洗去一切希望，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是一场人生的大悲剧。”他如此评价道。
他决定写一篇文学评论来推荐《雷雨》，然后一起邮寄到《晨报》的副刊上。
有了鲁讯的推荐，《晨报》想必不会拒绝。
至于那十六首新诗，由于数量过多，报纸不是诗刊，所以周作仁决定刊载到《新潮》文学杂志上去。
《新潮》相当于北京大学内部的刊物，是北京大学新潮社所编，周作仁是主任编辑。
当周作仁把新诗稿子拿到《新潮》编辑部的时候，编辑部沸腾了。
此时的《新潮》杂志是新诗发表的重要阵地，刊载过包括康白清、俞平波、叶绍均、朱自青、刘半侬等人的新诗作品。
新诗的争论大多在这里进行。
林子轩的新诗风格多样，每一篇都是成熟的作品，而非刻意模仿之作。
这正是让他们惊讶的地方，当他们还在争论新诗该怎么写的时候，有人已经用白话文写出了经典的诗歌。
这里面有浪漫主义，也有现实主义，还有象征主义。
一个诗人的风格怎么能够如此多变？
他们甚至怀疑这是许多诗人一起创作出来的。
周作仁又把那个故事讲了一遍，这只是作者追求女孩子的游戏之作，所以风格变化也不难理解，没人规定诗人只能写一种诗风。
做人的差距啊！
他们发出和平禁亚一样的感慨，不过这些人心中是兴奋的。
这些诗作给新诗开辟了道路，指明了方向。
新诗不是不好写，也不是没有价值，而是要突破旧体诗的枷锁，寻找新的出路。
《新潮》杂志是月刊，可一众编辑迫切的想要把这些新诗刊载出来，和读者分享，所以他们决定加印一份诗歌增刊。
增刊不仅要刊载这些诗歌，还要请北京大学的教授进行点评，并撰文讨论新诗的未来。
有十几位名家教授参与其中，共同讨论新诗的发展，可谓是诗坛的一大盛事。
鲁讯为《一代人》做了深度点评，周作仁解析了《雨巷》的美学内涵，顾颉钢阐述了《断章》的深层意义……
这份临时起意的诗歌增刊后来被称为新诗的《圣经》，奠定了新诗在新文学中的地位，在新诗的发展过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它影响了后来的湖畔派、新月派、象征派、现代派等众多新诗流派。
好在林子轩的这些新诗在这个时候段内发表了，否则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了。
今年可是新诗突飞猛进的一年。
1921年6月8日，在郁达浮的寓所，即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第二改盛馆，创造社正式宣告成立了，成员包括郭沫偌、成仿伍、张资评等人。
创造社到秋天的时候会在上海出版《创造社丛书》，其中就包括了郭沫偌的诗集《女神》。
《女神》是自由诗体的代表作，堪称为新诗革命先行和纪念碑式的作品。
《女神》的想象之丰富奇特，抒情之豪放热烈堪称诗界一绝。
其中的浪漫主义精神，喷发式宣泄的表达方式，奇特的想象和夸张，个人英雄主义等等，都影响了一代青年人。
颇有一种《女神》一出，谁与争锋的气魄。
而湖畔派的代表诗人汪静知的《惠的风》也即将出版。
其中对人生价值，大自然的探索与追求，对爱情的渴望等等也为新诗打开了一扇门窗。
还有林子轩的好室友徐至摩，同样在这一年加入了创作新诗的行列，新月派由此而生。
也就是说，即便没有林子轩，新诗还是会照常发展下去。
不过现在林子轩占据了时间优势，成了新诗的奠基者，别看只提前了几个月，这就是开创者和追随者的区别。
如果说胡拾的《尝试集》分开了旧体诗和新诗的界限，那么林子轩的诗作就给新诗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并指明了未来的方向。
《新潮》诗歌增刊一出，北平诗坛瞬间就喧嚣起来。
学生们都在谈论着这些新诗，热切的争论着，教授们也在交流，新诗成了一种潮流。
这还解决了白话文写作的困境，事实证明，用白话文也能写出优的争论增添了证据。
在这些读者中，有一位女孩子较为特殊。
她就是在北平上中学的林徽茵，看到《新潮》杂志上的那些诗篇，那个名字，她的记忆回到了去年的冬天，在英国伦敦的时光。
她从日记中拿出那篇《再见，康桥》，默默地读着。
这首诗不比《新潮》杂志上的诗作差，反而更为优美，这是他送给她的。
看着那些文坛大家对林子轩诗作的解读和赞誉，女孩不由得露出了笑容，她不准备把《再见，康桥》拿出来，这是她的一个小秘密。
有些秘密需要分享，有些秘密只能自己一个人收藏。
同样在北平，冯程程陷入惊讶之中。
她没想到林子轩的那些诗作引起了如此大的反响，看着那些大作家的评论，似乎林子轩一个人拯救了新诗一样。
他有那么厉害么？
冯程程虽然是文艺积极分子，却没有太多文学才华，不像林徽茵有家庭熏陶。
虽然心里还有些抵触，不过她对林子轩的印象在不知不觉的改变，这种改变她的同学汪月琪最有感触。
以前提起林子轩，冯程程的脸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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