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首成长计划94 财政(2/3)

在抗战的头四年，通货膨胀被控制得相当有效。国民政府尽量不发行太多新的法币。它尽量用公债及向四行透支来弥补赤字。

国民政府到了一九四一年，仍办到了维持法币的规定价格，即每元等于美金三角，每美金一元等于法币三元三角。所以能办到如此，是因为有中英两国各有一个银行，共出两百万英镑于一九三八年十月在香港成立了一个基金，对法币贱时买进，贵时卖出，颇为成功。

对内的举债，主要是采取发行公债的方式。前后一共借了一百五十亿法币、二十亿美元(美元公债)、两千万英镑(英镑公债)、一亿关金单位(关金公债)。用透支方式借的内债，常常是短期的，多在本年度终了以前归垫，或在下年度归垫。

国民政府对法币的发行额，也竭力限制。最初创行法币之时，总数是十八亿三千三百万元。到了抗战猛烈进行半年以后，亦即一九三七年年底，发行总数才只有二十一亿。到了打完八年，法币发行总数，才达到五千五百六十九亿。

假定以一九三七年七月的中国零售物价指数为一；一九四○年六月之时，它是四点九；经过三个月的滇缅路封闭到一九四一年六月之时，它已经是由四点九升高为十一了。

通货膨胀显然已经进入“跑出了界”的阶段。国府又尽了次努力来加以处理。是有小小的成功，但总的来说还是失败的。

国府努力是在一九四一年把田赋从省政府手中，收归中央，作为国税，同时在中央的预算中列入补偿各省政府的费用，也准许各省政府征收有限度的地方税。不久以后，差不多立刻，国民政府又把田赋不收法币，而改收粮食，称为征实。再其后，国民政府于田赋以外，加行所谓“征购”，亦即强迫农田所有人再缴若干粮食，算是卖给政府的，由政府出“期票”，言明于抗战结束之时还钱。政府用这个方法，避免了以大量法币抛入粮食市场以购买粮食，供应一千四百万军人与应征壮丁以及很多的公务员与教职员及其眷属，与来自沦陷区的学生。

甚至，国府授权银行用法币兑换黄金储备。当人民听说政府用黄金来使得法币能够“兑现”，立刻对法币恢复了信心，却并不再急于把法币抛出手外。

事实是，中国政府出售黄金政策十分有效，国府倒反而是想多卖出黄金，多收回法币。在一个月之中便收回了六十三亿元法币，而所花的黄金只是相当于四百四十万美元而已。

中国诚然也缺乏货物，正如战时的英国一样。美国能不能像帮助英国那样，以美国的强大海军护航，以成千的船装载货物到中国来呢？

把黄金留做战后建设之用，也是可以接受的一种劝告。不过，更好的劝告是叫中国对日本单独媾和，以留下“人力”作为战后建设之用。

作者曾经有幸结识了一位在抗战时期上大学的老教授（国立中央大学、现南大），他感慨的说到：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财政非常困难的条件下，确保了教育部将沿海城市各个大学内迁武汉、重庆和桂林，并且对大中小学生全部免除学费，甚至提供食宿。

我感到不可思议，以常理论，抗战期间山河残破，民生凋敝，教育事业出现倒退，也在情理之中。但事实却相反，恰恰在这段最艰难的时期，中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惊人的大发展、大飞跃。后来我通过查阅大量资料发现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和军事委员会有个一场“官司”，一直打到秃头那儿。

为这场论战做出的最终“裁决”是“战时需作平时看，虽有各种暂时措施，但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主旨”。换言之，也就是否定了陈言成、张某中等人的教育完全服务于抗战的意见。

教育部如此决策的理由有二：其一，“抗战既属长期，各方面人材直接间接均为战时所需要。我国大学本不发达，每一万国民中仅有大学生一人，与英美教育发达国家相差甚远。为自力更生抗战建国计，原有教育必得维持，否则后果将更不堪”；其二，“以我国人口之众，尚无立即征调此类大学生之必要”。

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下，教育部如此决策，与国民政府最高领导层的认知关系极大。38年3月上任的教育部长陈立夫也认为“国防之内涵，并不限于狭义之军事教育，各级学校之课程……纵在战时，其可伸缩者亦至有限，断不能任意废弃，致使国力根本动摇，将来国家有无人可用之危险。”陈的意见，与蒋高度一致。在蒋看来，战时教育不仅仅需要满足抗战救国，更需要满足战后建设――1939年3月，蒋氏在重庆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上说道：“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丢弃了基本。我们这一战，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中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

在收编国府时，林清歌特意留任了陈立夫为新的教育部副部长。

林清歌欣赏陈对教育制度中的招生制度、考试制度、训育制度和贷金制度进行改革。抗战前，招生机构多方自招，陈立夫改变了这种杂乱无章的招生制度，使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