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首成长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2/3)

国际环境方面，当时正在进行的一战提供了发展的契机。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各帝国主义国家忙于互相厮杀，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使处于夹缝中的中国民族工业得到一次发展的机会。对华输出的资本和商品骤减，同时它们对中国的原料和部分商品的需求量增加了，这就使原来在帝国主义控制下变得十分狭窄的中国市场稍稍出现了一些空隙，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外部条件。

这时期，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但好景不长，世界大战的结束打断了民族工业的发展趋势。这说明帝国主义侵略是阻碍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因素（特别是在近代前期），不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地位，国民经济就不可能得到正常发展。

例如，中国的棉纱市场向来为英、日、美几国所垄断，而其中英国一直占据优势地位。在战时以及战后世界资本主义危机中，英国棉纱棉布产量大减，对中国的输出自然也减少了。

日本棉纱本来可以乘机取代英国在中国的垄断地位，但是一方面，中国市场基本上属粗纱市场，而战时日本却以生产细纱为主，不适用于中国；另一方面，当时日本本国的织布业迅速发展，需用棉纱量大。

因此，日本对华输出的棉纱也减少了。市场上的洋纱供给减少，而需求仍然很大，这就使棉纱的价格上涨，盈利增加。在高额利润的刺激下，商业资本纷纷转向纱厂投资。

在大战前，纱厂的投资人主要是官僚、买办、地主；而“黄金时代”新设纱厂的投资人却以商人为最多。商人将资本由流通领域转入生产领域，已不仅仅是出于政治上爱国的动机，更主要的是为了追逐经济上的高额利润。投资目的的改变说明价值规律已在起支配作用，这是黄金时代的重要表象。

又如面粉业的发展，表现为国产面粉出口的激增，并由入超变为出超。我国的面粉工业是在20世纪初才开始发展的，基础十分薄弱，国内所需面粉一向依靠进口洋面。大战爆发后，各国忙于战争，农业减产，民用工业紧缩，军食需求大增，所以不能像战前那样把面粉源源运来中国。这样，国内市场上就出现了对国产面粉的迫切需求。更为有利的是，大战进行期间，各国还反过来向中国购买面粉。

最初是俄国，其后英国、法国、菲律宾、南洋各地，甚至日本都成为我国面粉输出的对象。国内外市场的扩大，促使面粉厂迅速增加。随之，面粉行业中出现了兼并的现象，例如资力雄厚的荣宗敬、荣德生系统的面粉厂，在1914年以前还没有收买或收租其他小厂的情形，到1914年后荣氏面粉业中收买和租用其他小厂所占的比重逐渐增大，到1917年竟达到40以上。这种资本集中的趋势，也是商人“黄金时代”的重要表象。

在“黄金时代”，一些原来已有相当基础的轻工业，例如丝织业、毛织业、火柴业等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一些战前没有的或很微弱的轻小工业也因洋货入口减少，应运而生，例如针织业，过去一直为德国货所垄断，大战后德国货进口锐减，我国的针织厂才次第兴建起来，其中仅仅袜厂，1916至1922年间就开办了10家。此外，我国的民族搪瓷业、玻璃业、橡胶业等也是在此时创立起来的。民族资本的轻工业门类渐趋齐全，应当说也是“黄金时代”的一个表象。

对于商人“黄金时代”出现的原因，一般论著都将其归结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提供的契机。孙死后，中国进入了军阀割据和混战的黑暗时期，民族工商业发展的环境又迅速恶化了。所以民族工商业的“黄金时代”也只是昙花一现而已。

经济上的自主，势必会带来政治上的自主，这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黄金时代”商会领导权从绅商转移到企业家的手中，这一过程正是相互作用的结果。

进入“黄金时代”后，资产阶级成分发生了变化，其中投资于新式企业的工业资本家迅速增多，这就势必导致商会领导权的变更。在资本主义经济最为发达的上海，这一演变最为明显。从一定意义上说，绅商一代人借助于上海总商会这一活动场所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启动创造了有利的社会气氛。

商人“黄金时代”的降临与传统权力结构松解之间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政府对经济的失控，给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又在一定的程度上制约了私人资本主义的持续发展。其理由有三：第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建立一个国内统一市场，而这在军阀割据时代是不可能实现的。第二，“黄金时代”一方面是国家资本相对停滞，另一方面是私人资本一枝独秀。私人资本多在轻工业、加工工业，而对国家经济发展具有长远的基础工业、交通运输业则由于国家资本力量的薄弱和政府干预力的削弱而没有取得相应发展，这就造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脆弱性，使私人资本的进一步发展失去了后劲。第三，1922年，世界资本主义已逃出或正在逃出战时所陷入的危机，纷纷叫唤要“回到市场”，重新布置向中国进攻。在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