赟希梦46.思律自述(1)(1/2)

我出生在一九八二年的北京。

当时，北京的春季还有些乍暖还寒的意味。

我的出生原本并未在已过知天命之年的父母计划里，一切都有些背道而驰。

理所当然，我成为了周家的老来子，父母谈不上有多爱，因为他们把所有的爱都给了大我二十几岁的姐姐身上，可姐姐却远嫁到了南方，我便成了父母排解孤独的调剂品。

小时候，院儿里有一群孩子，他们总喜欢背后谈论我的父母，觉得他们太老了，而我还只是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奶娃儿，兴许还没有等到我长大，他们就会老去。

这群孩子的父母也觉得我挺可怜的，虽然他们的父母有的还是我老父亲的部下，可仍旧不能阻止他们对我评头论足，我被当成了一个十足十的谈资。

有一年冬天，北京下了一场大雪，整个城市都覆盖在一片雪茫茫里，有白色的热气从屋子的出气口里冒出来，还发出呲呲地响声，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一天。

院儿里两个比我大的孩子，他们站在巷子口对我指手画脚，说我是姐姐和隔壁院儿的秦家大哥的私生子，在八十年代里，人们比现在更在乎名声，而且父亲还有军衔在身，父亲为了保住姐姐的名声和自己的军衔才对外说我是他们生的，可邻里却有人说，从来没有看到老母亲怀孕的样子，我就莫名其妙的出生了。

也许是我遗传到了父亲作为军人的特质，不服输不低头，那两个比我大的孩子被我压在雪地里胖揍了一顿，从此见了我便绕道而走，他们的父母反应到老父亲那里去，说我是顽劣的孩子，给父亲抹黑了面子。

当晚，我被父亲吊在院儿里的那颗大榆树下，差点冻死。

有那么一阵子，邻里之间的闲言碎语就像一颗生根发芽的种子，长在了我的心里，我更加谨慎地生活着，不去结交朋友，不去任何家里做客。

也许只有墙角那只不知道被谁遗弃的蝈蝈儿成了我幼年时的唯一玩伴，直到后来那个比我只小一岁的侄子的到来

姐姐已在南方安家，那时我还没有出生，等到了我出生的第二年里，姐姐的第三个孩子也出生了，原本是一个长在北方一个长在南方没有过多交集的家人，可姐姐不知道怎么跟南方的那位长辈决定的，把小我一岁的侄子带来了北京。

那时，我们都已经上初中了，在他待在北京的两年里，成为了我仅有的“朋友”。

可侄子太沉默寡言了，有时候感觉像个小老头儿一样，尽管如此，我还是感觉到了有“朋友”的喜悦，至少不再像以前那样孤单。

这个侄子还有一个像古人那样的表字，是南方的那位长辈给他取的，叫赟希。

我们一起共度了两年的时光，赟希是在初中毕业的那年离开中国的，南方的那位长辈给他安排了加拿大的学校，之后，我们的联系只能通过仅有的越洋电话进行。

在电话里，我会兴冲冲地告诉他，我在学校里认识了一个朋友，一个真正的朋友，不是像他那样的亲人朋友，我们会结伴一起回家，他家就住在巷子另一边的院儿里。

而赟希从来不会跟我说他的近况，也从来不抱怨国外的种种生活，大多数时候都是听我没完没了的说，最后他会冷漠地结束：“舅舅，电话费太贵，你废话真多！”最后，无情地挂断。

周家祖先是从南方考取功名来京为官的，到我这代已经扎根在了皇城根儿下。听老父亲讲，祖先是翰林文官，学识颇丰，仕途一片大好，可却在北京城里慢慢消匿起来，可谁也不会想到，到了老父亲这代时，却是入了军队。

小时候那段无妄的灰色记忆，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人心若是带有灰色那么言出必是灰色的，老父亲常常把我挂在老榆树下反省教育，我是到了后来才幡然醒悟，他的良苦用心。

………

一九九七年，我十五岁。

护城河边上的柳絮还没有开始纷飞，普通老百姓仍然过着不咸不淡的日子。

如往常一般平静的北京城里突然响起了警笛声，彷佛从遥远的世纪里恸响的哀怨。

老父亲在家接到一个电话后，便匆忙出门了，几天也没有见到人影，我倚在墙角好奇地问老母亲出了什么事？

老母亲彷佛看傻子一般看我，小声地叫我不要问了。

直到后来的不久，我才从电视里知道了一些原委末梢，可那跟我这种中学生有什么关系呢？

父亲是一周后回的家，面色苍白了不少，一进院儿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没人敢去打扰他，在“禁锢”自己的几天后，父亲苍老的身影才重新出现在院儿里，彷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般。

而我的青春期也彷佛到了

这一年还没有开始的夏天，我被老父亲送去了南方，姐姐所在的城市。

广州这座城市我来过无数次，但大多数时候都是来过无比枯燥的寒暑假，转眼还得再回我出生长大的北京，因为南方湿热的气候总是让我失了生气，我总觉得自己像日头刚猛里的那些看似枝繁叶茂的植物一样，看起来勃勃生机，其实只剩下一些根系来维持生迹而已。

我并不喜欢这样的气候，他让我异常的烦躁。

赟希有一位姑母在香港，我跟这位姑母却是同辈，跟着姐姐叫她信思姐姐，她比姐姐大了几岁，比我至少大了三十岁以上，有一年和赟希去香港玩，我是第一次见这位信思姐姐，她对我保持了异常的热情和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