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天子录第159章 禁海开海(2/3)

洪武二十三年(1390)，朱元璋再次发布禁外藩交通令。

洪武二十七年(1394)，为彻底取缔海外贸易，又一律禁止民间使用及买卖舶来的番香、番货等。

洪武三十年(1397)，再次发布命令，禁止大明百姓下海通番。

到了明成祖永乐年间，由于永帝又下落不明。于是，永乐皇帝组织了一支强大的航海队伍，由三宝太监郑和率领，浩浩荡荡七下西洋，向印度洋沿岸各国宣示大明帝国的威严，使之不敢藏匿建文帝。

郑和下西洋，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中国航海史上的创举，然而郑和的七下西洋却并未给当时明朝带来多大的经济利益，反而让这种厚往薄来的贡赐体系增加了明朝的经济负担。

为了防止沿海百姓入海通商，明朝法律规定了严酷的处罚办法:若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擅造三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己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

其打造前项海船，卖与夷人图利者，比照将应禁军器下海者，因而走泄军情律，为首者处斩，为从者发边充军。

大明朝廷对参与买卖外国商品的居民也不放过，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鬻，其现有者限以三月销尽。

在这一错误政策的指引下，明政府于洪武十九年(1386)废昌国县，二十年将舟山岛城区和镇外鼓吹两里以外的居民和其他46山(岛)的居民徙迁内陆。

本来，明太祖期望海禁政策对海防的巩固能起到决定性作用。然而，由于海禁政策所实施的直接对象是臣民而不是海上反明势力，他不仅不能成为海防的有效手段，甚至在沿海地区激化了一些矛盾。

沿海地区人民依海而生，靠海而活，或从事渔业生产，或从事海上贸易。朝廷严交通外藩之禁，堵绝了沿海地区人民的正常谋生之路。如信国公汤和巡视zj、fj沿海城池，禁民入海捕鱼“。

他们除了起来进行斗争之外，已经没有其他选择。诚如顾炎武所指出:“海滨民众，生理无路，兼以饥馑荐臻，穷民往往入海从盗，啸集亡命“。

海禁一严，无所得食，则转掠海滨“。

此外，滨海地区的百姓还采取了另外一种斗争的手段，逃亡、潜往海外。国初两广、漳州等郡不逞之徒，逃海为生者万计。

所以，海禁一开始就得不到切实的贯彻，反复发布的海禁令，也说明了这一点。还有一些人干脆参加了民间的对外贸易活动。“缘(沿)海之人，往往私下诸番贸易香货，因诱蛮夷为盗“。“东南诸岛夷多我逃人佐寇“。

明朝统治者认为“倭患起于市舶，遂罢之“，并对rb“闭绝贡路“，实行更加严厉的海禁政策。是以，朝廷接受建议，封锁了沿海各港口，销毁出海船只，断绝了海上交通。

在严厉海禁的政策下，民间私人海外贸易被视为非法行经，被迫走上畸形发展的道路，即被迫转入走私和武装走私，并出现了一些大的海上武装走私集团。

到了明朝嘉靖年间，最大的武装走私集团头目王直，成为众多走私集团的公认首领，“三十六岛之夷，皆听指挥“，拥众数十万，先称“靖海王“，后称“徽王“，甚至“南面称孤“。

明王朝对这些武装走私集团进行军事打击，走私集团则团结起来并连结利用rb倭寇进行对抗，从而造成嘉靖四十多年间旷日持久的所谓“倭寇之乱“。

倭寇之乱实际上是严禁民间海外贸易政策的必然结果，具有禁止与反禁止斗争的性质。倭寇之乱屡打不绝，甚至越打击反而越剧烈，使明王朝消耗了大量兵力物力，疲于应付，成了心头大患。

这一时期严厉禁止民间私人海外贸易的政策，具有很大的落后性，违背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违背了广大人民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人民的利益，给明朝社会经济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造成了巨大损失，严重阻碍了正常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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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实施的海禁政策，大大的限制了沿海民众的正常谋生之路，而早期的麻制渔网质料很差，需三天打渔两天晒网，加上食物储存技术不佳，即使不禁出海也鲜有人“出海“捕渔。定位、星象、渔讯、气象、风象这些在早期皆是大问题，航至台湾都算生死攸关的事，并不是普通渔民就可以处理的事务，稍大吨位的帆船也不是个人能负担得了的，所以当时多是利用涨退潮以石沪、中国渔网或鸬鹚、舢舨等从事沿岸捞捕。

民间贸易虽被禁，而在明代的官船、南洋船、县船并未禁绝，对于民间沿海船只也仅强迫改为不利远航的平底船及严禁民造双桅船(渔船不可能大到有双桅船编制)。

明代沿海船只真正被禁绝的时间不多，严格来说是从没禁近海船只，仅规范远洋船只，却可以有效制止粮食因无德商人因贪图东洋银货外流，及违禁品比如铜及铜制钱的外移，造成国内物价不稳定及米价等民生必需品高涨的情形，甚至引发粮食危机。

尽管海禁实施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走私和打击海盗，但实际上，真正受到打击的是本地渔业及国内的沿海贸易。海盗和走私商人的活动反而因为海禁的存在，而更为猖獗，对中国及其周边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