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权430 未雨绸缪的一些废话(2/3)

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以来圣圣相传的“尊天、畏天、事天、敬天之学”和基督教的基本精神是一一相符的，都是人类精神的最高升华。然而他们在研究了到当时为止的整个中国儒学史之后也明确指出。基督教文明与中国儒学的一致性，仅仅在于早期儒学。并不包括汉代以后的异端思想。他们认为，先儒是真儒。后儒是伪儒、俗儒或拘儒。后儒不察正理，专于虚句，而曲论古学之真意，虽与佛老不同，实则殊途而同归。

基于对先儒、后儒的区别，这些传教士一般主张，中国文化的发展应该是批判后儒而退于先儒，迸而再通过对先儒精义的阐释与重建，最终达到超儒。以建立中国文明的新体系。

因此，这些传教士心目中提倡的儒学概念和方孝孺等人的复古学派概念基本一致，但是传教士们对汉以后的儒学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以为汉以后的儒学，特别是宋明时期的道学，溺于佛教与道教的“邪说”，以形而上的手法，将反映皇权和家统意识的“天理”、“太极”取代“天”和“上帝”，这就不仅和基督教的“创世记”观点相矛盾。而且也与先儒的观点相冲突，势必混淆自然世界与超自然世界之间的区别。

关于这一点和方孝孺等人所倡导的复古学派有了冲突，方孝孺等人学习的正是两宋时期发展的理学，怎么会和这些红毛绿眼的怪人走到一起呢？

但是庞煌心中就是想把这水给搅浑。在暗中支持着基督教的超儒论调，因为他知道无论是复古派还是激进派都有着良好的底蕴和基础，但是基督教所提倡的超儒论调却是一个新生事物。很容易引起复古、激进两个学派的围攻，以至于夭折。所以他一直在暗中支持者超儒学说。

庞煌派遣了很多容易接受新生事物的年轻人跟随这些传教士进行探讨、学习。在排斥后儒的同时，对先儒的理论也作了相当的修正。争取将其融合为自己本土的学说之中。省的被外人所乘。

传教士的这些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预想的效果，他们不仅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归化”了成千上万的中国老百姓，而且受到了中国官僚阶层的广大知识分子的普遍欢迎。十余年的时间，大明上下的信徒呈几何状的增加。

其中在庞煌的授意之下。接受基督教信仰的人就不在少数，传教士对先儒后儒的区别，特别是对后儒的抨击正符合大明现在的学术潮流，因而极容易在官吏、士子阶层引起共鸣。

儒家学术发展到现在，几经变迁，已和原始儒学有较大的差异。正如传教士所分析的那样，两宋儒学吸收了佛道二氏的思想因素，试图以太极、天理取代早期儒学中天的观念；在学术风气上，愈发使本来就不讲究逻辑规则的儒学变得更加空疏。

当然，不可否认后儒具有某些自发的启蒙思想因素，但对整个大明的士子阶层来说，提倡九年的免费教育，造成了读书人的泛滥，现有的儒家学派已经不能满足日益增多的读书人了，儒家已部分地失去了信仰的权威。处在一个新的转型期的前期。

在这个转型期，儒学的前途有多种可能，一是否定永嘉、永康学派，向程朱理学复旧。这是方孝孺正在努力做的；另一种可能是对儒学本身进行改造，使之适应现实需要。而以姚广孝、黄磊、彭方等人的永嘉学派正是这样做的。

相对说来，永嘉、永康学派在全面开放海禁的情况下，可塑性很大。由于这一学派代表新兴阶层利益。要求抵御外侮，维持社会安定，主张减轻捐税，恢复工农生产，强调买卖自由，尊重富人，提倡实事和功利。

而恰当此时，传教士给大明士子带来一个全新的世界，这就难怪一些读书人等趋之若鸳了。

就文化心态来说，中原的读书人向来以一事不知而为耻，他们面对传教士带来的全新世界，在惊叹之余便是努力地了解它、掌握它，从而最终超过它。这和传教士所提出的合儒、益儒、补儒和超儒等观念一样，都是一种正常的文化交流心态。

基督教的观念有中原昔日先贤所未及通者，正可弥补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之不足。他们所向往的是那种浓厚的宗教氛围和圣洁的仪式。在很多人看来。这种宗教式的精神安慰正可弥补只重现世的儒家思想的内在缺陷。而其绪念更有一种格物穷理之学，凡世间万物之理。即之无不河悬响答，丝分理解；退而思之。穷年累月，愈见其说之必然而不叮更易也。这种判断基本上代表了现在大明相当一部分读书人的看法。

当然，庞煌严格控制着，在热情地欢迎西方文化的同时，也不能对固有文化尤其是儒学传统失去信心，并没有采取文化虚无主义的态度，而是持一种多元开放的文化心态。认为固有文明自有其优长之处，与西方文明相比，大明文化有弱点。也有优点，文化的未来发展决不是也不可能是废弃固有文化特别是儒学，以让西方文化在中国专行，正确的选择只能是取中西古今之所长，“参合诸家，兼收西法”，重建中国文化的新体系。

在这种心态的指引下，大明上下吸收西方文化，他们在接受西方宗教的同时。更竭诚地欢迎西方的科学技术，并计划大规模地翻译西书。在这十余年里，西方的科学技术与文化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国，确实为古老的中华文明注入了勃勃生机。必将出现一个新的转折和大发展。似乎已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