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我是大明星第七百七十九章(2/3)

令人愉快并哀伤的是，影片正面描写的并非这些，但是真正想要告诉人们的偏偏就是这些，以小见大，见微知著，这正是钢的琴所以闪亮的地方，它用一种黑色的幽默，讲述着并不幽默的中国故事，而且，重要的是，它是真正关于中国老百姓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陈桂林，一个曾经的无上光荣的工人阶级，一个失去组织依托的底层劳动人民，一个依然有朴素梦想的技术工人，一个孩子的父亲，一个失去老婆的男人，一个有一群“狐朋狗友”的小人物，他是中国社会转型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缩影。

在他的身上，集中反映了热情如火的重工业时代中国工人的一些突出特点技术过硬、踏实勤劳、生活拮据、粗野豪放，甚至世俗狡黠。

这些特点曾经在半个世纪中，成为国家经济建设的精神基石，也是这些特点在改革浪潮席卷而来之时，让他们一度感到茫然无助和无所适从。

他们很现实，几十年甘之如饴地围绕着某个重工业据点，辛劳工作、娶妻生子，繁衍后代；他们又很不现实，经常回味着为时代所不容的过去，并做着与自己实力不相称的春梦，这却也是他们顽强生存的精神源泉，用一种蚍蜉撼树的执着，诠释着一个平凡而动人的字眼生活。

这部电影改编自一部并不是很著名的小说，宋铮从王菁花的手里拿到这本小说的时候，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就给张园打了电话，张园在看过之后，也只是迟疑了半分钟，就决定接下了这个活。

相比于原版的导演张梦，宋铮觉得张园才能将这个故事拍的更加细腻。

故事开篇，陈桂林和妻子讨论离婚事宜，背景却是破败坍塌的厂房，预示着主人公婚姻的变故，和中国社会原有的价值观念的倾覆息息相关。

当陈桂林和他的乐队为一位死者奏响了忧伤的苏联歌曲三驾马车时，对于往日辉煌的眷恋和怀念跃然眼前。

宋铮记得原版的电影中，曾多次出现前苏联的一些著名歌曲，甚至还有一名曾经留学苏联的老工程师，这一切都可以让人清楚的看到钢的琴这个故事发生地，东北这个昔日重工业基地的前尘旧事，进而可以联想到整个中国的那些激情岁月和疮痍时刻。

中国工业的起步是离不开苏联的帮助的，尽管后来由于政治纷争，中苏彻底决裂，但苏联对中国的影响延宕久远，中国工业的“苏联影子”根深蒂固，时至今日，在中国依然能随处找到苏联的痕迹。

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代表的集权式社会主义模式轰然倒下，而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也进入了质变的阶段，中国人的价值观念随之发生了颠覆式的改变。

以陈桂林妻子的新欢、那个靠贩卖假药发家的幕后情人为代表的“新思潮新势力”，凭借物质力量的摧枯拉朽，无情地冲毁了陈桂林所代表的淳朴踏实，默默奉献的老一代劳动者的精神家园。

影片处处可见的“苏联痕迹”实际上就是表达陈桂林这一群体对旧日时光的无限眷念，对于他们这一代而言，苏联模式是美好的，因为作为产业工人的他们在昔日可谓英雄有用武之地，在粗大笨重，但泛着金属光泽的时代里，有着属于他们的春天。

显然，在时代变革的狂澜面前，陈桂林等人又显得卑微和无助，他们靠什么来捍卫自己精神家园

无力可借，无处可遁，无计可施，无枝可依。

于是，人们看到了一群小有才艺的“工人阶级”为谋生计，组成的小乐队，在街头巷尾，吹奏代表着昔日辉煌的歌；于是，人们看到大刘在“妻管严”的窘境下，经营着自己的“杀猪产业”；于是，人们看到胖头为了二十元的赌债，不顾尊严地躲避着三个妇女的追缴；于是，人们看到季哥俨然以老大的派头，在旧工厂里干着一些并不阳光的勾当；于是，人们看到“快手”依靠往日在工厂练就的手艺，落寞地生活在昔日的阴影中；于是，人呢们看到淑娴这个女性在男人的世界里，以男人的方式开拓着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而豪放的背后却流露着些许无奈。

所有的荣耀，都源于他们的工人阶级身份，所有的落寞，都因为他们曾经引以为傲的身份在改革浪潮中被彻底尘封。

陈桂林和妻子争夺对女儿的抚养权，除了天然的亲情使然，还有着他对自己尊严和能力的捍卫，“陈桂林们”对于“造琴”的执着，也不仅仅是出于友情，还有着他们对于自己光荣传统的追抚和对现实污染的抵抗。

落魄的贵族，潦倒困顿，依然不肯丢弃代表家族荣耀的族徽，卸甲的将军，在赋闲寂寥之时，时常回味着铁马冰河的昂扬。

钢的琴中的这群小人物，同样有着引以为傲的过去，属于他们的时代已经残酷地结束，但没有人愿意心甘情愿地退出舞台中央。

过去的辉煌代表着他们的力量，一种与生俱来的“根”的情节，让他们无法欣然接受现实命运的安排。

对于代表往昔产业辉煌的两根大烟囱，他们都依依不舍，怎么能甘心在物质享受和娱乐消费面前节节败退

于是，陈桂林对于女儿小元的培养，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造琴”成为一种心照不宣的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