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明新帝国第四十二章 青壮派(1/4)

斟酌了一下用词，苏良说道：“虽然我对曾经发生的事情有愧疚之意，但是不要指望这种个人情绪会影响到我在公事上施加助力。何况，我不知道你为何而来，代表谁而来，当然，我也不想了解。”

对苏良的反应，胡远胜显然早有准备，他沉吟了一下说道：“其实我的心里依旧恨你，也根本不想跟你打交道，只不过，一切为了大明！”

他从怀里掏出了一个黑色塑料外皮的小本，在苏良面前打开。

映入眼帘的是大明的金色日月国徽，下面有胡远胜的一张小照片，而在国徽与照片之间，有一排大字。“大明帝国通政司。”

在胡远胜的照片下面，还有一些小字的个人介绍。

由于照相机的出现，现在许多人想要伪装成其他人非常困难。

更让苏良放心的是，这种工作证的塑料外皮，目前只有少数几家工厂会生产，其他人根本不可能仿造。

看到这个工作证，苏良感到了一种滑稽。

他怎么也想不到，胡远胜这个曾经被文官集团作为标杆的的年轻人，现在竟然为通政司服务。

通政司虽然半隶属于外交部，但是这只是为了方便在外人员管理，实际上在整体编制方面，通政司更多的行政事务归属于国防部。

也就是说，通政司现在应该算是文武相争的武之一边。

见苏良这副表情，胡远胜的脸上也露出了一丝懊恼和尴尬。他解释说道：“你被责令返回西洲，有所不知，薛河东在去年去世了。”

六年前，苏良与胡远胜的官司之所以会愈演愈烈，主要就是因为时任礼部尚书薛瑄薛德温在背后发动舆lùn_gōng势。

薛瑄与于谦，解祯期是同期进士，当时解祯期状元，薛瑄榜眼，于谦探花。

而这一期进士，也是有明一代，人才济济的一期。

薛德温虽然在官职上最高只做到了礼部尚书，但是其人是继曹端之后一代儒学大家，在北方开创了“河东之学”，门徒遍及山西、河南、关陇一带，蔚为大宗。

在思想上，此人以复兴儒学为己任，对朱瞻基重商轻儒，扶持真理教颇为不满。认为重商引发民众趋利，轻儒导致民风败坏。

在为官方面，他清廉律己，而且勤政爱民，在民间官声颇佳。

作为明代有名的理学大师，薛瑄推崇程朱理学。

不过他虽然在思想上同程朱理学一脉相承的，但又并非程朱理学的简单延续，而是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程朱理学。

为了对抗道教和佛教，他在“理无穷，故圣人立言亦无穷”的思想指导下，弃旧图新，提出了不少具有唯物主义思想倾向的观点，对近年兴起的理学唯物主义思潮起到了首倡和先导作用。

而且他还创立了儒家实学，发表了“人于‘实’之一字，当念念不忘，随时随处省察于言行居处应事接物之间，心使一念一事皆出于实，斯有进德之地。”以及“为学不在多言，亦顾务行如何耳!”的言论。

他在强调行的重要性的同时，也肯定了知对行的指导作用，如论：“知理而行者，如白昼观路分明而行，自无差错；不知理而行者，如昏夜无所见而冥行，虽或偶有与路适合者，终未免有差也。”

“复性”说在薛瑄理学思想体系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他虽积极维护程朱的“道统”观念，本质上仍然是唯心主义的，但其中也不乏唯物主义观点。

如就“性”的本源来说，朱熹认为“性”是天赋，来自先天；而薛瑄则认为“性”是“理”，主要形成于后天。

在对“复性”的具体解释上，朱熹指出，“复性”就是要恢复人的本然之善的天性；薛瑄却不然，他说“复性”就是要按理视、听、言、动。薛瑄的“复性”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朱熹“复性”说的修正和完善。

由于薛瑄力倡“实学”，并一生躬行实践，所以他的学说被时人称为“笃实践履之学”，他本人被誉为“实践之儒”

不过，因为朱瞻基重视真理教，只将儒学作为思想奠基，所以薛瑄这一生，总的来说是不尽如人意的。

他在晚年掀起了儒家正宗之说，批判真理教学术只能为用，不能为体，“体应大于用”之说，在民间引起了不少学术之争。

如果仅仅在学术上进行辩论，朱瞻基能够忍他，因为朱瞻基很清楚，薛瑄说的是对的。

真理教实际上就是应用科学，应用科学可以发展经济，却不能充实人心。

大明想要长久稳定，离不开儒家的学术影响。

但是儒学可以为体，却不能为用，真要以儒学为用，大明又会走上历史的老路。

所以薛瑄将学术之争，引到官场之上，并且人为地对不同官员进行派系划分，这就是朱瞻基不能接受的。

正统三十七年，朱瞻基将他削职为民，赶回了老家，让他在老家著书立言。

薛瑄的削官，也代表着儒学在朝廷的大溃败，从此以后，所有官员以专业为主，只有礼部依旧属于是儒家的大本营。

礼部把持儒学，以教育为发展根源，这也是符合大明利益的。

所有的孩子，从小应该学习儒家，只有这样，才能有所畏惧，忠君爱国，并且有大一统思想的奠基。

孩子们从小学习儒家思想，长大了再学习专业知识，小时候丰体，长大了擅用，才是真正的人才。

在后世，儒家思想被完全认为是封建糟泊，只会导致民风败坏